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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往事我們在軍旗下—高碑店回眸(棋盘款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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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背包块,背包伞制作,泰山装备背包,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们正在出早操时,从灯光球场的广播大喇叭里播出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消息。听到这个噩耗,大家心情悲痛极了!可我们又不得不站的直挺挺的,接受着

军营往事我們在軍旗下—高碑店回眸(棋盘款背包)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们正在出早操时,从灯光球场的广播大喇叭里播出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的消息。

   听到这个噩耗,大家心情悲痛极了!可我们又不得不站的直挺挺的,接受着高天正副政委的训话,当时感到他的训话又臭又长,没完没了。从内心质问:这位大首长难道没有听见周总理去逝的消息?难道心里不难过吗?难道真正的军人就该这样”铁石心肠”吗?

   早操后我们在排练厅布置了灵堂,还记得乐队弹琵琶的曲昭绪面对着周总理的遗像大声地哭喊道:“周大爷!周大爷!您一路走好! 您一路走好啊! ” 悲痛万分。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敬爱周总理的遗像前,眼里噙着泪水,默默哀悼着、追思着……。

   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后,有的战友从北京会带来一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听起来让人胆颤心惊,一时间我们这些年轻士兵的心被焦虑占据。四月初,拉手风琴的王文波拍摄了首都人民群众在广场纪念周总理活动的照片,更引起了我们对当时形势的恐惧与担忧。

   四月三日晚二十点,部队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进入特级战备状态,我们合衣而睡,所有装备上车(棋盘款背包),随时准备开赴北京执行任务。

   师里的首长不解的琢磨着:“这也不知谁打谁呀?”,可见那会儿路线斗争多么激烈、多么错综复杂啊!首都人民纪念周总理的群众一浪高过一浪。不平愤懑,化不开的心结,一次次叩问,中国前进的方向该怎么走?我们都很迷茫……。

   一九七六年的六、七月间,气温出奇的热,二十八日的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睡在床上的我被一阵强烈的晃动摇醒,随之耳旁陡然响起一阵轰鸣声。遂而,我侧过身来隔着蚊帐见屋内外闪着刺眼的地光。这时忽听走廊里有人疾声喊到:“地震了!地震了!快跑!”。大家急忙扶着墙,撞开房门,踩踏着还在猛烈晃动着的大地,跑向了院子,并急忙抱着双臂蹲下来。约三分钟以后,晃动的感觉慢慢消失,大家心里那叫一个害怕!

   随着天空一点点的放亮,新的消息慢慢地传进了宣传队小院,可能是北京的正北方,‘河北省唐山’方向发生大地震了。到这会儿我们才知道发生大地震的大概方位。早饭后,即接到师里的紧急命令,上午九点做为抗震救灾的先头部队三三四团出发,中午十一点全师也接到了命令,除必要的留守人员外,倾巢出动,奔赴‘唐山-丰南’地震灾区抗震救灾。

   这时休假在外地的战友也凭着军人的素质和直觉,在国家遇到大灾大难之时,人民子弟兵肯定会在k22时间开赴抗震救灾的前线,所以,他们赶在了大部队出发之前纷纷归队。比如:我们班长钟维勤,就在部队上百辆的汽车载着人和锹、镐、锤子等救灾必用的工具,刚刚开出师部大院时,他早晨从北京的家里返回高碑店,截了一辆地方的车到师部大院,正赶上了部队已徐徐启动的汽车,他跃上了车,与我们同赴抗震救灾的前线。

   部队此次紧急奔赴“唐山-丰南”地震灾区抗震救灾的急行军,是采用了“撒鸭子战术”。即:在统一的指挥部署后,十万火急,谁能先到就先到。争分夺秒地占领先机,争得这场艰巨战役的主动权。抢救受灾的老百姓,抢救受难的伤员,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安定!

   按作战方案,部队出北京经河北省灞县赴唐山地区。可是,一路上或大或小的余震频繁发生。傍晚,当部队到达河北丰润县时,惊悉丰润大桥已被强烈的地震震裂,部队只好绕道而行,经过整整一夜的奔波。二十九日凌晨,天还在朦朦夜色中,部队接近了唐山市,路程用了十六个多小时,且余震不断、大雨滂沱。

   我们这辆车是由戴述国队长带车,飞驰电掣般急行。我是彻夜未眠,依在大卡车的箱板上,紧拽着捆绑车篷的粗麻绳,心急如焚,无法想像前方该是个什么情况?要知道我们这辆车可是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到达唐山市抗震救灾的k22辆啊。

   狂奔中才发现我们这辆车的前后方并未见到一辆军车。我们马上停了下来,只见四周没任何声息,也不敢再前进了,因为怕迷失了方向,只好坐在路边的一条小河沟旁焦急着等待着大部队的到来。

   这时,看到河边有一个人躺在那里,以为他是在睡觉,等天一放亮,才发现那原来是一个已死去的人。

   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听到了汽车声由远而近驶来。此时大家相告着: “铁锹、铁镐、铁锤拉来了!“抢险救灾的大部队终于来了! ”

   汽车开入唐山市区以后,一幕幕凄惨的景象映入眼帘,我们惊呆了!一栋已坍塌的大楼上,几块挤压叠置在一起的巨大预制板中,夹着一位在强烈的地震一霎那,想跑没能跑得出来的一个人,双脚被死死卡住,倒挂在高高的废墟上。

   几乎全部坍塌的房舍楼宇之间尸横遍地,那座由法国人设计的号称能经得住八级地震的开滦煤矿医院大楼,被大地的强烈扭动,扯拽成一堆废墟。

   部队随即开始了抢险救灾的战斗。宣传队乘坐的五辆汽车,停在了开滦煤矿唐山矿子弟中学的校园里。校园的门外是个十字路口,坐满了受难的群众,因为地震后,唐山接着下了很长时间的暴雨,老百姓在雨中无躲、无避、无遮、无掩,那真是天灾呀!我们到时大雨已停,但路上十分泥泞,加上烈日的炙烤,柏油路烤得发烫,老百姓此时却只能坐在马路上,大部分骨折和患有重病的人,只能躺在路面上。走路都得绕来绕去。眼见着就有一些气息奄奄、命悬一线的人停止了呼吸。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拽着我的手央求着说:“叔叔快救救我妈妈吧,她快死了,她找不着一口水喝呀,叔叔救救她吧。”无奈,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挽救他们的生命,因为当时手里既没药品也没水,虽然背着水壶,但已经是空的了。

   我清晰地记得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我面前眼见着死去,我们班的几个男兵,找来一个破门板,把老人抬上,穿过人群,走到了我们住的操场边上,挖了一个两尺多深的坑,把她老人家先慢慢地放在坑内,用报纸简单的遮盖了一下掩埋了。

   七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这四天,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日子。因为这个时段是抢救生命的黄金时段,我们尽全力地搜寻埋在废墟里的人,跟时间赛跑,只要有一线生存希望,我们就不放弃。那会儿哪有生命探测仪呀,只能口喊、手挖、锹击预制板等方法寻找生命。哪里有受灾的老百姓、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

   从高碑店部队出发,直到二十九日的深夜,由于全身心地投入抢险救灾的战斗,部队已是三十六个小时粒米未进、滴水未沾。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每天并没有明确的工作安排,早饭后就分头出发,随时遇见情况就马上投入战斗。开饭时大家回来匆忙忙扒拉口饭,就又投入到各自的战斗中。

   有时我跟随着副班长李可,左挎背包,右挎军用水壶,脖子上扎着条毛巾,在大路上看到哪里有突况就随时应急救援。有一次,我俩在路上走着,迎面过来一位中年妇女焦急地说,她的孩子被压在幼儿园的废墟里,让我们赶紧帮她去救救孩子,看她的状况我俩心里觉得蹊跷?当随她去那所幼儿园时,只见房子已经坍塌了,我俩沿着坍塌的废墟缝往里查看,只看见里面有几具腐烂了的、横七竖八的小孩尸体,静静的躺在凌乱不堪的废墟上,毫无生命迹象。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妈妈受的刺激太大了……于是我俩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告诉她孩子“可能早已被部队救走,送到医院去了。”心里希望这位年轻的母亲,迅速离开那个令她伤心的地方。

   大路两旁停放着一些暂时没运走的尸体已经开始慢慢腐烂,散发着很大的气味。担心发生,飞机每天都会在天空上飞来飞去地播撒消毒剂,播撒前部队会接到通知,事先把炊具遮盖好。瘦弱的杨海燕等女兵,背着又大又重的、装满消毒药水的铁桶,手持气压喷头,在易发传染性疾病的位置、和死者尸体上喷洒消毒药水。

   当时生活用水特别紧张,我们渴了的时侯,看到路边哪有部队的炊事班,就管他们要一点米汤灌进背着的军用水壶喝。

   乐队戴述国队长,每天和我们一样,脖子上围一条手巾,左挎背包,右挎军用水壶,一件汗渍斑斑的衬衣,总是湿塌塌。他上有老母,下有爱妻和牙牙学语的儿子,他牵挂着家人,家里也惦记他。有一次他的爱人托人从家里给他捎来了水果,他一个都没舍得吃,全部送给了灾民。

   他不辞辛苦地往返于唐山机场,往外地运送重伤员。那架飞机我曾上去过,机舱里的所有座椅全部拆掉了,便于把重伤员抬进机舱后,放置在飞机地板上。戴队长、宋麦庆和我们一起去担负了这个任务。

   一天夜里,熄灯后已经躺下,他风尘仆仆的刚回到驻地片刻,便听见赵启明科长很严肃、且声音很大地质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去机场送重伤员了”。科长又问:“你自己一个人去的,还是有别人?”。老戴知道大家已经睡下了,便小声地喃喃道:“我是和宋麦庆一起去的”。听此话赵科长像朗诵台词一样大声疾言:“那宋麦庆怎么没回来啊--?”。戴队长答到:“因为当时人手太少,加上重伤员又需要人看护,我就让他跟着飞机一起去送重伤员了”。“咣!”是喝水的玻璃杯摔落到地上?还是什么物件如此作响?赵科长斥问到:“是谁让你派宋麦庆跟着飞机去的?”。

   这个时候,空气凝固了,大家纷纷竖起耳朵,老戴似乎在“呼嗤,呼嗤”的喘着粗气……稍停,突然听到老戴厉声喊到:“是他人家让我派他去的噻! ”。这铿锵有力的回答掷地有声!霎时,我们这片支着八顶帐篷的驻地哑然无声,在被窝里为戴区队长这气吞山河的回答伸出了大拇指点赞。

   戴队长与我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不辞劳苦,把那一份无私的大爱献给了受灾的老百姓。

   经历了二十多天的艰苦鏖战后,我们又重新开展了业务工作:战友们夜以继日地投入,仅用四、五天的时间创作排练出一台反映抗震救灾战斗的节目:诗朗诵《左背包块》、舞蹈《左背包块》、民乐合奏《左背包块》、枪杆词《左背包块》、月琴独奏《左背包块》。我和刘志钻进一辆破旧汽车的驾驶室里,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便于吸烟,我坐在驾驶员的位置,把捡来的胶合板,搭在汽车的方向盘上放谱纸,合作创作了一部小歌剧《左背包块》。我们还请来了唐山市唐剧团的韩溪老师,他根据皮影戏的曲调风格,为我们创作了女声独唱《左背包块》。

   八月二十一日晚上,我们的k22场演出就在唐山矿内的广场进行演出场地旁边的那栋小楼,是在年通过勘察认定为危险建筑,早已闲置。结果地震时它却安然无恙,大家饱含深情,把对灾区人民失去亲人的痛苦,对伟大抗震精神的赞颂一一呈现在十分简陋的舞台上,也把我们积郁了二十多天的真情实感,用艺术形式充分表达出来,感动的台上、台下抽泣声一片。

   是英雄的唐山人民用他们不屈不挠的抗震救灾精神,鼓舞和感染了我们,才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创作排练了这台节目。在我们驻地的帐篷里为军区政委和军区政治部吴岱主任等首长进行了汇报演出,随即在灾区演出了若干场,他们也颇受感动,当即决定让我们去军区为在京的干部战士演出。八月三十日,我们赴汇报演出;同时也去了驻京的若干个大单位,带去了在抗震救灾k22线创作的、富有真情实感的、的节目,广大观众看后深受鼓舞。

   在北京汇报演出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又返回了唐山市,开始了新一轮清理废墟的战斗。为灾区人民入冬能够住上遮风挡雨的抗震棚,我们天天奔波于搭建抗震棚的工地,为老百姓分发毡布,分发粮油和全国各地慰问灾区的物资。

   ‘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后期,我们驻地搬到了唐山锁厂院子内,名为“锅底坑”的一片空地上,一共八顶帐篷,整整齐齐的搭在那里,天天出去为灾区群众服务,令我们记忆犹新。

   还记得有一天,炊事班从秦皇岛买了几筐海产品,有蛤蜊、螃蟹、海螺等;夜里,大家都已经睡下,刘志叫我起来去偷吃。那是我k22次吃海物,开始心里有点“打憷”,小心翼翼的,吃前又是洗、又是用水冲,煮熟后吃了一会儿,觉得很好吃嘛,就再也腾不出手来了,一发不可收拾吃了许多。

   每天夜里我们都要轮流值班,站岗放哨,女兵俩人一班岗,男兵是一人一班岗。说老实话,那时心里还真是有些害怕,胆突的,轮到我站岗放哨时,那就是“帐篷-快跑-大木箱”。即:从前面值班的战友手里接过站岗放哨用的半自动步枪后,径直飞快跑到并钻进装低音提琴的大木箱子里,钻进去后再把箱子盖撩起一个小缝,小心翼翼的把枪口对准黑黢黢的院子里,觉得黑夜真是显得无比漫长……。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起床后,队里的所有干部在帐篷后面囤积的大圆木上,听赵启明科长传达中央重要文件,战士在帐篷里也偷偷听到了,伟大的领袖于当日凌晨零点十分逝世,我们心中万分悲痛,天都塌下来了!天灾人祸令中国的天空布满阴霾。大家都佩戴了黑纱。追悼会那天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伫立在电视机前,收看了广场举行的隆重的追悼大会实况,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举国为之哀悼。好长时间大家走不出怀念的情绪中......。

   七月二十八日从营房出发时,我们穿着短衣短裤,到唐山的后期,天气逐渐凉了,夜里睡觉每个人只能把输液用过的空瓶子,盛上热水当暖水袋,放在被窝里取暖。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没盖好瓶盖,全撒在褥子上了,夜里睡不了觉了,白天拿出去晾,刘志说我尿坑了,遭到大家无情的哄笑。部队应时给我们发了皮大衣,所以才能够坚持到最后三十八军全部撤离。

   在唐山的日日夜夜,我們坚信“人定胜天”!在废墟里抢救伤员,掩埋受难者的遗体,维护社会秩序,为老百姓分忧解难。日日夜夜和唐山人民并肩奋战。有人民子弟兵在那里老百姓心里踏实,灾难之中心里有了依靠和希望,每个人都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我们在‘唐山-丰南’地区整整鏖战了三个月之久。十月三十一日胜利完成了抗震救灾任务。在部队离开唐山市的那天,数十万群众上街隆重夹道欢送,呈现出军民鱼水情的动人场面,正像他老人家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唐山回来后休整了几日,开始了总结表彰,我荣立了三等功,这是我军旅生涯的k22枚军功章,它的含金量是最重的。尽管在我四十三年的从军生涯中,荣立过二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可k22枚的军功章是沉甸甸。我们这支在抗震救灾中方方面面都表现极为出色的宣传队也同时获得集体三等功。

   年底,根据和的命令,奔赴河北省保定地区易县,落实解决当地的派性武斗和收缴任务;咳!真是河北省的“天灾人祸”都让我们赶上了。

   有一天晚饭后队里紧急通知,夜里二十三点出发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径直奔向易县三三五团驻地等候。次日凌晨,在夜色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进了易县县城,迅速占领了县革委、广播电台等重要机构,控制了武斗双方,天亮时把收缴来的大量手榴弹、地雷、土造的各种迫击炮,统统置放在易县县革委会的大院以后,开始在县城大街上执行巡逻任务。按照部队规定,为防止埋藏在暗处的地雷炸伤出现意外,我们只能走在大路的中央,现在想来是相当危险。还好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安全地执行完任务后撤出,顺利地回到营房,进行了短暂的修整。

   几天后,接受了新的任务。去保定军部与另外两个师的宣传队汇合,由政委带队去河北省石家庄市,融合与河北省的关系,搞好团结,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为夺取新胜利而共同努力。

   我们一行二百多人乘坐由河北省派来的专列一路高歌前行。到达石家庄市后,数十万群众手持鲜花和彩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当时下榻石家庄市的宾馆,第二天上午安排去华北制药厂参观,并在生产车间里为工人群众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晚进行了k22场的正式演出,在军区政委的陪同下,前来观看的有河北省委k22把手刘子厚书记及各级领导。合唱《左背包块》、《左背包块》大气磅礴、雄壮有力;舞蹈《左背包块》情感真挚、舞姿优美;歌曲《左背包块》热情洋溢、声情并茂;河南梆子e4b左背包块e5b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女声独唱e4b左背包块e5b歌声悠扬、饱含激情,博得了在场数千名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每场演出时,后台都摆放了水果和点心及中华牌香烟,但我们这些人民子弟兵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晚会至始至终那些东西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令地方接待人员赞叹不已。

   河北省准备的十五部影片,安排我们每天上午观看。在宾馆住的几天里,吃着鸡鸭鱼肉、尽饮茅台和高级果酒、中华烟和极具地方特色风味的小吃,表现出了河北省和部队搞好团结的诚意。

   刚经历过唐山抢险救灾与死亡拼争的卓绝历练,现在如此稍作歇息,大家疲惫的身心都得到了充足的调整。

   当兵的年头长了,年龄也逐渐大了,为了给自己将来的前途铺垫一点条件,创造一些机会,寻找一个出路;虽然大多战友在自己的专业上持之以恒,刻苦练功。有的战友就彻底改行了。拉二胡的陈金泉去了汽车营学开车,因他个头矮小,战友们戏称为:“陈‘门德尔’踩不着离合器金泉‘松’”。有的去医院做了卫生兵,有的去通讯营做了接线员,有的到电影队当了放映员,有学速记的,有学外语的,还有学国际语言的,反正五花八门,学什么的都有,只有我们仍在这里“固若金汤”地“坚守着”这么一块神圣的无产阶级文艺阵地。

   此间,郎干事将要从宣传队调至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工作,在队领导为他摆设的欢送小聚时,趁他去卫生间之时,在走廊我跟他表达了想去创作组工作的述求,请他帮我说说……过后得到队里的通知,我就把铺盖卷搬到了创作组。是郎干事在哈尔滨听我弹琴后觉得不错,把我领进部队,更是他的相助让我开始集中精力搞创作,且一辈子都在笔耕不缀。创作让我的生活充满快乐……,分手后虽有多次电话联系,却始终未能见面。遗憾郎干事2017年不幸病逝,我永远怀念他!

   在创作组里工作,自然心里安稳多了,参与了大量的创作及改编作品,写作能力进一步提高,也大大丰富了我们演出的曲目,并得到了战友很好的评价。渐渐的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搞音乐创作基本上是自学的,也依仗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对音乐的悟性与勤奋。

   我上高中读书时不擅理科,对文科悟性很高,有着很好的感悟力,时而"文如泉涌",时而"才思敏捷"。清晰记得一九七七年我二十岁生日时,有了要复员回家的想法。我由心而发的,被抄写在宣传队小黑板上的那首“再见吧!我亲爱的战友,不忍离别,终须分手。”的诗作,表达出情真意切的内心感怀,令人动容。

   注:该作品经作者同意站外发表在“心思看世界”“共同成长的年代”公众号平台。由共同成长的年代推荐发表到今日头条号。

   作者陈春光,19年11月15日入伍,原军112师宣传队演员。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国家一级作曲,19年底复员后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专门从事为电影配录音乐,录了一些有影响的影片,诸如e4b左背包块e5b、e4b左背包块e5b等等。曾为电影e4b左背包块e5b、e4b左背包块e5b,电视连续剧e4b左背包块e5b、e4b左背包块e5b,大型电视片e4b左背包块e5b、e4b左背包块e5b等上百部电影、电视剧谱写音乐,作有交响诗、室内乐、合唱、舞蹈音乐及民族管弦乐等各类题材的作品,并担任全军艺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评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