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之前已经盯住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的电台上海解放口述史

渡江之前已经盯住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的电台上海解放口述史

　　 我叫赵相如，老家在江苏省南通县农村。19年春，反动派进攻解放区，我参加了新四军。

　　 反动派的军队兵力多，我们的队伍一面打一面退，一直退到山东。当时，我18岁初中毕业，懂得一点文化知识，被分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训练，逐步掌握了无线电操作技术。

　　 情报处大概300多位同志，大部分负责收报，少部分负责破译密码。我负责用电台收报机侦听军队的军报。抄下后，交由其他同志负责破译。19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

　　 淮海战役中，我负责侦听军某兵团徐州指挥部的电报。当时，山东比较危险。因为部队行军经常调动，不知道驻扎的是老解放区，还是刚刚解放的地区。也不清楚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特务、是不是还有敌人试图破坏？

　　 有几个深夜，敌台一点钟、两点钟还有联络。同志们都入睡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一盏暗淡的油灯下收听。当时，我有一支，我把它上膛、拨上保险，放在自己身边，防范万一这时有敌人来破坏。

　　 淮海战役后，部队消耗很大，我军逐步向南进攻，一直打到长江。反动派想以长江为界，发出社论《鉴别背包》，坚决发动渡江战役。

　　 19年的4月20日，我在泰州，听到长江北岸万炮齐发，大地震颤，密集的炮弹飞向南岸。21日，我随部队渡过长江，抵达江阴，市民纷纷欢迎。但我们不能住进老百姓家，便从江阴到了常州。

　　 19年5月初，继解放南京、镇江、常州、杭州等城市以后，我第三野战军主力对上海发起进攻。我当时在三野司令部情报处报务科任电台侦听员，即随部队开进苏州，驻扎在原的苏州地方法院。当时，旧法官早已无影无踪，只留下几个看门的、打扫清洁的和接电话的人。

　　 我们放下背包，立即在屋顶、树梢上架设天线，取出无线电收报机，戴上耳机，全力搜索上海地区的军队电合。空中的无线电电波密密层层，要辨别敌台不是容易的事。其实，我们早在渡江之前已经盯住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的电台，由于部队行军匆忙，漏听了不少电报，现在到了上海战役的关键时刻，更要盯住它不放。

　　 情报处长朱诚基同志对我们工作上要求严格，多次给我们上课，常用一口流利的上海普通话告诫我们：打仗没有情报，好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因此要求用力量，取得最多情报。

　　 到了5月下旬，我军攻打上海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在侦听中不时发觉敌台少了，有的尚能听到但讯号声越来越小，有的则突然消失。为此我们还在各个波长拼命寻找。建国后才知道，上海的守军20万人，从吴淞口逃走了5万，以刘昌义为首的军残部和21军、123军约4万余人起义投诚，其余则先后被歼。

　　 上海解放后，我们到了南京。不久，我们部队的事务长捧来一批慰问品，说：“这是上海人民赠送的，其中不少是资本家主动捐献的呢。”打开一看，有糖果、香烟、生活用品等，我们高兴极了。股长分给我一方洁白的手帕，我珍藏了很久很久。每当我拿起这手帕，就回想起解放上海的日日夜夜。

　　 情报工作一定要年轻，19年9月，我转业离开部队。后来，我调到上海市委统战部牵头的“上海市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办公室”工作。

　　 工作期间，我碰到了起义将领刘昌义。我说解放上海时我是情报工作的侦听员，现在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我到你家里来看看。见我登门访问，他也很激动。

　　 本文背包针·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推出“上海解放口述史”栏目系列文章